中新網1月23日電 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23日刊載社論《慎防貧富差距擴大的風險》,文章指,貧富差距拉大將改變許多國家的政治形態,而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加速資金及人員的流動,它雖然提高了經濟效率,但更是加劇社會不公。新加坡是個開放經濟體,是全球化的受惠者,但也應警惕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及社會不公的問題。
  文章摘編如下:
  國際救援機構樂施會發佈報告指出,全球最富裕的85人擁有的資產,相當於35億最貧困人口的全部財產。此外,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,全球有七成人口所在地的貧富不均現象比以前更嚴重,其中美國的財富集中現象最為突出。這份報告提到的數據,並不是第一次出現,但由於它是配合目前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 經濟論壇而發佈,因此有一定的意義。
  貧富差距問題,一般上只是在國際會議會場外示威吶喊的口號,進不了廳堂。但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表示,分配不公的不斷擴大已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, 不利於世界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。世界經濟論壇出版的《2014年全球風險》報告也指出,貧富差距擴大將是接下來十年內最可能出現的全球風險,街頭暴力將更 為頻繁,各方利益相關者有必要協調步伐,應對風險。因此,貧富差距問題列入了今年論壇的議程。
  貧富差距拉大,也意味著中產階級的萎縮,而中產階級一向來是政治發展的基石。在許多國家,街頭政治逐漸取代了議會民主,保護主義及排外情緒擠壓了多邊合作。反當權者及反精英的情緒,在社交媒體的協助下,迅速蔓延。街頭政治的抬頭,也改變了許多國家的政治生態。
  “占領華爾街”運動,讓誓言要解決紐約市貧富懸殊問題的德布拉西奧,成為20年來首名民主黨籍的紐約市長。此外,美國共和黨內部的茶黨勢力,在去年導致美國部分政府機關停擺,美國的兩黨政治的協商模式面臨挑戰。在歐洲,類似茶黨的小政黨林立,挑戰主流政黨。這些邊緣組織代表憤怒群體及在全球化過程受擠壓的中產階級,這些人緬懷過去簡單的生活,他們排外,並將本身的困境歸咎於上層精英的貪婪無厭及最底層的蹭吃蹭喝。
  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加速資金及人員的流動,它雖然提高了經濟效率,但也加劇社會不公。此外,科技的迅速發展改變了職業結構,導致不少人陷入結構性失業的困境,也使高增值與低增值行業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。因此,不少國家的民眾掀起反全球化的情緒,而政府也出台多項措施,如制止跨境避稅行為,以平民怨。 新加坡是個開放經濟體,是全球化的受惠者,但也應警惕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及社會不公的問題。
  首先,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下,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聽起來或許很有道理,然而從先進經濟體的發展經驗顯示,不均雖然是個問題,但財政狀況不佳也限制了許多政府的迴旋空間。美國奧巴馬總統的醫改,對美國財政構成很大的壓力,成為了政治足球。因此,我們必須維持健全的財政收支,才有足夠資源處理不均的問題。在社會開支壓力不斷增加的時代,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難度會加大,但所幸我們有足夠的儲備,能站在有利的起跑點上。
  其次,確保全民就業的榮景,得以持續。在很大程度上,貧富差距與失業率有直接的關係,而失業率又影響社會穩定。國際勞工組織最新報告指出,全球勞動市場緊縮,年輕人首當其衝,他們正處於最壞的情況之中。雖然西方國家的經濟開始複蘇,但由於職業結構的改變,經濟複蘇並不一定會帶來就業機會,也就是所謂的“沒有工作的複蘇”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,我們必須提防結構性或隱蔽性失業問題的出現。
  其三,壯大中產階級的隊伍。新加坡最近幾年,加大對低收入群的扶持力度,這符合新形勢的要求。但不少國家的經驗顯示,在扶持弱勢群體時,中產階級成為最大的買單者。這導致中產階級萎縮,並最終形成富裕與貧窮兩個大群體的M型社會。
  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讓市場經濟的贏者通吃原則,發揮得淋漓盡致,從而助長了財富集中的現象。在這方面,政府有必要繼續向市場伸出有形之手,縮小貧富差距,壯大中產階級,以確保穩定與社會安寧。  (原標題:聯合早報:慎防貧富差距擴大的風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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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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