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泉

　　中新網1月23日電 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23日刊載社論《慎防貧富差距擴大的風險》，文章指，貧富差距拉大將改變許多國家的政治形態，而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加速資金及人員的流動，它雖然提高了經濟效率，但更是加劇社會不公。新加坡是個開放經濟體，是全球化的受惠者，但也應警惕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及社會不公的問題。
　　文章摘編如下：
　　國際救援機構樂施會發佈報告指出，全球最富裕的85人擁有的資產，相當於35億最貧困人口的全部財產。此外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全球有七成人口所在地的貧富不均現象比以前更嚴重，其中美國的財富集中現象最為突出。這份報告提到的數據，並不是第一次出現，但由於它是配合目前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 經濟論壇而發佈，因此有一定的意義。
　　貧富差距問題，一般上只是在國際會議會場外示威吶喊的口號，進不了廳堂。但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表示，分配不公的不斷擴大已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， 不利於世界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。世界經濟論壇出版的《2014年全球風險》報告也指出，貧富差距擴大將是接下來十年內最可能出現的全球風險，街頭暴力將更 為頻繁，各方利益相關者有必要協調步伐，應對風險。因此，貧富差距問題列入了今年論壇的議程。
　　貧富差距拉大，也意味著中產階級的萎縮，而中產階級一向來是政治發展的基石。在許多國家，街頭政治逐漸取代了議會民主，保護主義及排外情緒擠壓了多邊合作。反當權者及反精英的情緒，在社交媒體的協助下，迅速蔓延。街頭政治的抬頭，也改變了許多國家的政治生態。
　　“占領華爾街”運動，讓誓言要解決紐約市貧富懸殊問題的德布拉西奧，成為20年來首名民主黨籍的紐約市長。此外，美國共和黨內部的茶黨勢力，在去年導致美國部分政府機關停擺，美國的兩黨政治的協商模式面臨挑戰。在歐洲，類似茶黨的小政黨林立，挑戰主流政黨。這些邊緣組織代表憤怒群體及在全球化過程受擠壓的中產階級，這些人緬懷過去簡單的生活，他們排外，並將本身的困境歸咎於上層精英的貪婪無厭及最底層的蹭吃蹭喝。
　　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加速資金及人員的流動，它雖然提高了經濟效率，但也加劇社會不公。此外，科技的迅速發展改變了職業結構，導致不少人陷入結構性失業的困境，也使高增值與低增值行業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。因此，不少國家的民眾掀起反全球化的情緒，而政府也出台多項措施，如制止跨境避稅行為，以平民怨。 新加坡是個開放經濟體，是全球化的受惠者，但也應警惕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及社會不公的問題。
　　首先，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下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聽起來或許很有道理，然而從先進經濟體的發展經驗顯示，不均雖然是個問題，但財政狀況不佳也限制了許多政府的迴旋空間。美國奧巴馬總統的醫改，對美國財政構成很大的壓力，成為了政治足球。因此，我們必須維持健全的財政收支，才有足夠資源處理不均的問題。在社會開支壓力不斷增加的時代，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難度會加大，但所幸我們有足夠的儲備，能站在有利的起跑點上。
　　其次，確保全民就業的榮景，得以持續。在很大程度上，貧富差距與失業率有直接的關係，而失業率又影響社會穩定。國際勞工組織最新報告指出，全球勞動市場緊縮，年輕人首當其衝，他們正處於最壞的情況之中。雖然西方國家的經濟開始複蘇，但由於職業結構的改變，經濟複蘇並不一定會帶來就業機會，也就是所謂的“沒有工作的複蘇”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我們必須提防結構性或隱蔽性失業問題的出現。
　　其三，壯大中產階級的隊伍。新加坡最近幾年，加大對低收入群的扶持力度，這符合新形勢的要求。但不少國家的經驗顯示，在扶持弱勢群體時，中產階級成為最大的買單者。這導致中產階級萎縮，並最終形成富裕與貧窮兩個大群體的M型社會。
　　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讓市場經濟的贏者通吃原則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從而助長了財富集中的現象。在這方面，政府有必要繼續向市場伸出有形之手，縮小貧富差距，壯大中產階級，以確保穩定與社會安寧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聯合早報：慎防貧富差距擴大的風險）